栏目导航
联系方式

最美劳动者

刘天一:“愚人”的坚守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张亮术 时间:2013-11-18 15:13:43 人气:861

“愚人”的坚守

——记第五届全国杰出进城务工青年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天一

■张亮术



  2013年4月21日,凤阳县板桥镇外布满野花的山丘上。

  刘天一将大半张脸隐在全站仪后,聚精会神地盯着目镜。一道如山脊般的粗黑眉毛,与斑白的鬓角形成鲜明对比,眼睛虽是稍稍眯起,但眼角早已堆起深深的皱纹。

眼前的这台全站仪,“除了握仪器的手,其它的都换过了”,而这只是刘天一近期DIY的一台仪器,像这样的机器还有多少台,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自从参加工作以来,每次接过各种使用状态的测量仪器,刘天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其进行“望、闻、问、切”,然后“对症下药”加以“诊治”——这不起眼的设备维修与自校,基本上实现了测量仪器的“全时段作战”。

  如果将全站仪视作投影仪,目镜作为放映灯头的话,那么按下开关,你会看到,20年间,刘天一先后参与8项国家和地方重难点工程项目,测量线路长达70多公里。

  多年来,从测量放样到过程控制,刘天一早已习惯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省略一道工序,但是每一次测量他还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种令人寝食难安的感觉在带给他苦恼的时候,却给公司上百亿的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2003年6月,在荆宜项目部一次审图时,刘天一发现龙泉高架桥第五号桥墩标高有问题,经过反复推算确实无误后,及时向项目总工提出了自己的计算方法和计算过程,纠正了设计错误,避免了工程事故的发生和重大经济损失。

  随后的施工过程中,他利用地面建立了平面控制网和高程控制网,以减小大桥的平面贯通误差和高程贯通误差,并且制定了《导线定期复测方案》,编制了《大桥测量控制作业指导书》。大桥竣工后,横向贯通误差为3.4 毫米,纵向贯通误差为2.8毫米,点位误差为3.9毫米,高程贯通误差为9毫米,精度比规范要求高出许多。

2008年1月到2011年10月,刘天一担任京沪十九项目部测量队队长。

  按照京沪高铁时速380公里的设计要求,工后沉降的规范要求极其严苛,特别是过渡段,要求100年时间跨度内沉降不能超过5毫米。要想预防沉降,就必须加强监测。

  高频率监测带来的高强度压力让测量同行们怨声载道,刘天一却不分天气、不问饥寒、不论时间,只要是条件允许,他都会背上仪器,在管段内奔走测量,仅仅前期形成的观测资料装订成册,就能够堆到2米多高。

  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就发生在上场之初。复测工作刚刚开始就碰上了50年一遇的雪灾。大雪没过皮靴,顺着裤腿与皮靴的缝隙直接灌进鞋子,刚开始还如针扎般疼痛的脚丫子,到后来竟然一点知觉也没有。回到项目部,拽下皮靴,露出冻得乌紫的脚。“虽然颜色不是太好看了,可是毕竟还在,暖和暖和还能接着用。”刘天一微笑着说。

  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背着测量仪器继续前行,饿了就啃一口干巴巴的方便面,最终提前完成了复测任务,为京沪铁路的开工建设奠定了基础。

“这样的事例,至少还有一打。”刘天一的工友说。  

  除了“涅槃重生”的测量仪器与“阅历”丰富的“投影仪”,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这数以千万计的数据竟无一差错。

  周围的人说,刘天一的成功“是用等比例甚至是数倍的分钟数与专业书籍兑换而来”,而他本人则嘿嘿一笑,“每天的测量都要产生大量的数据,对于我这个‘农民合同工’,造假实在是太难”。

  “愚笨”的他选择了踏踏实实的跑现场:规范要求2个测回就可以保证测量质量,他就坚持4个甚至更多的测回,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的量测、汇总、核对、修正;处理各种测量数据,规范要求保留到整数或小数点后一位,监理也都依此验收,刘天一却始终坚持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以追求更加精确的测量效果。

  实际操作中,辛普森公式不能很好与平面控制网中导线点坐标相结合,刘天一铁下心,买回来一摞专业书籍,一头扎进理论与符号的世界,最终通过编制导线平差程序、曲线广义公式程序、支导线程序、极坐标放样程序,并在这些子程序上留下“接口”,与辛普森公式相链接,将繁琐的操作方法变成一个个按键,让测工在轻点键盘中完成测量计算任务,既高效又准确。

  这一程序推广应用后,仅放护桩一项每年就节约成本30余万元。

  工程测量是将设计图纸变成建筑产品的第一道工序。第一道工序错了,就会使后面的工作全部变成无效劳动,甚至是“负效”劳动。

  这些从事测量工作的工程建设“先锋”,虽然不是官,却承担着比“为官”更大的压力。

  2006年3月,在武汉枢纽工程项目部,刘天一“第一次”碰到了外移桩。

  说是“第一次”,是因为这次拿到手的外移桩,与5条线路交错。由于机车震动等原因,桩位自身无法得到保护,测量精度自然更是无法谈起,并且汉宜客专线下工程与武康线线下工程都是由自己企业承建,此时稍一疏忽,将会对汉宜客专的精度与运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砸了企业的招牌”。

在多次与设计院沟通后,带着“讨来”的数据,刘天一决定自己重新布网。

  由于所学知识的局限性和缺乏现场经验,刘天一一直以来对测量计算工作的压力感集中爆发。

  整整一个月,他同项目总工程师一起查阅专业资料,向同行专家请教,共同研究、探讨各种方案,进行模拟验算,每次都到凌晨3点,终于使得施工放样精度满足规范要求。

  工程顺利进展之后,刘天一开始觉得不大对劲,经常是一听见风吹得院子里的旗帜“哗啦哗啦”作响,他就会瞪大眼睛一直到天亮——哪怕风早在半夜就已经停了。

也是在这一年,未能满足最疼爱自己的爷爷去世时见上一眼的悔恨,不能陪在做卵巢囊肿手术的妻子身边的痛楚,让刘天一饱受煎熬。

  长时间的劳累与精神紧张,受到连续事件的诱发,刘天一神经衰弱了。

  对倍受神经衰弱折磨的刘天一来说,为了自己选择的测量工作,山高路远、严寒酷暑皆不畏惧,但是“就是不喜欢有风的地方”。

  其实,刘天一并不是厌恶风。

  他的心里有一道锁:越是测量的多,越害怕失误,尽管他已经知道最容易出错的是哪些环节,但是“外业放样或者内业计算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会给企业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并且削弱企业的在社会上的声誉和知名度”的担忧,每天萦绕在他脑海。

  “智在于治大,为在于畏小。”刘天一始终践行着这条测量工作的至理名言。

  却从来没有人估算过这无数次的数据校正,无形中究竟为企业减少了多少损失,给企业信誉增添了多少光彩。

  然而,这个“在父亲的算盘声里度过童年”的“数字精”,却也曾有过“重大的计算失误”。

  2005年6月,在集团公司组织的测量技术大比武中,刘天一力挫群雄,一举夺冠,受到了由农民合同工直接转为企业正式员工、晋升测量技师等多种奖励。

  随后,凭借精湛的业务能力,山西省优秀“青年岗位能手”、“十佳进城务工人员”、五一劳动奖章,第五届全国杰出进城务工青年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也纷至沓来。

  不仅集团公司内部的人知道“三公司有颗冉冉上升的测量新星刘天一”,许多企业外人员也多有耳闻,慕名前来“挖墙脚”的人一波接一波。

特别是一位福建的私企老板,3年间先后6次找到他,开出诱人的待遇,但却屡屡碰壁。这位执着的私企老板“蛰伏”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成功“策反”刘天一的家人、亲朋、同事,甚至找到了他暗地里资助的贫困学生,组成了“策反联盟”。

  所有的人都在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大学生们都纷纷跳槽到私企,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钱吗?不就为了生活好一些吗?而你刘天一只是个高中生,呆在在十二局又能得到什么?”

  在“策反联盟”强大的攻势面前,刘天一“当夜辗转反侧了大半宿”。然而第二天早上起床,他背着测量仪器的背影在项目门口转了个弯,就不见了。

  原来,“巨大诱惑在与职业操守的较量中,早在第一个回合,就已败下阵来”。前一晚的“辗转反侧”,是因为“窗外又刮起了风”,仅此而已。

  2012年5月4日,作为特邀嘉宾,刘天一参加了共青团成立90周年大会。

  进京前,刘天一特地去理了个发,脱下了皱巴巴的工作服,换上笔挺的西装,并且笨拙地系上了领带。

  “我是从农民合同工一步步走过来的,就是害怕自己丢了农民工兄弟的脸,才这番里里外外的收拾。”刘天一腼腆地说。

  会上,刘天一受到了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从进京到回来的整个过程,没有合影、没有鲜花、没有大肆宣传。

  其实,早在2011年参加全国总工会组织的活动时,就有一位《工人日报》的记者,先后2次采访了刘天,他却是始终以“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了,就没有必要再写了”进行推脱。最终,记者另辟思路,向读者呈现了一幅“将送给女儿的小海螺贴身收放”的父亲剪影。临别前,该记者给刘天一留下了自己的名片,约定以后只要有机会,一定要及时联系,表示要接着对他进行采访、长篇深度报道。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身披荣耀的光环,拥有宣传资源。但事实是,这份荣耀蕴含的经济、政治潜力,“又被这个‘榆木疙瘩’给浪费了”。

  1993年3月19日,18岁的刘天一站在德国产的010经纬仪前,好奇地打量着明晃晃的镜头,一心想知道它究竟能看多远、透过它看到的世界将是怎么一个样子,那时他的鬓角还是浓黑一片。

  现如今,“功成名就”的刘天一,小心翼翼地穿梭在浮夸与名利织就的“镜头群”空隙间,背着测量仪,翻山、越岭、穿谷、趟溪,量了又量,测了又测,校了又校。

像这样的日子,刘天一每年都有300多天。